每日科技“天门晃晃一赖到底麻将开挂教程”[原来真的有挂]_生活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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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雷达财经，作者 | 莫恩盟编辑 | 深海不少 " 打工人 "，困于竞业协议。" 回想起被竞业索赔的经历，感觉像是一场噩梦。" 某社区电商平台前员工小安向雷达财经表示，自己在该公司累计获得薪资不到 10 万元，却被索赔接近 30 万元，并获得法院支持。相比之下，小安被索赔的金额并不算多。在某以低价著称的电商平台工作五年的袁丽，被前东家以违反竞业协议为由索赔 150 多万元。不久前曝出的一则案例显示，某造车新势力法务部就一名离职员工违反竞业限制义务一事提起劳动仲裁。除了要求该员工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外，还要求其返还已领竞业限制补偿金、返还限制性股票出售收入以及支付违约金，索赔金额近千万元。作为专业代理竞业案件的律师，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崔灿代理的最高竞业纠纷金额甚至高达 1200 万元。目前，被困于竞业协议的职场人，数量已到相当规模。拼多多、腾讯、字节跳动等大厂均曾曝出过竞业协议纠纷。截至目前，崔灿发起的对抗竞业限制联盟已聚集了 3000 多名职场人。在他看来，竞业协议逐渐异化为个别大厂低成本管控离职率的工具。而由于无力支付赔偿金，许多 " 打工人 " 被限制高消费，生活陷入困顿。" 离开前东家后，我成了一名老赖 "今年 30 多岁的袁丽，是某低价著称的电商平台的一名前员工。2017 年 7 月，袁丽通过社招方式加入该平台。据袁丽介绍，在加入该公司后，其每天上午 11 点打卡上班，经常晚上 11 点后才下班。因与领导存在意见分歧，且领导对其工作能力不满意，袁丽后续被调岗到了一线客服岗位。尽管工作强度很大，但袁丽坦言当时公司的拼搏精神蛮感染她的，" 只是说我能力确实有限，所以也没跟上他们的节奏，就被调去客服学习了 "。再之后袁丽怀孕了，袁丽表示，自己怀孕期间仍坚持工作，但她却失去了年终奖和涨薪的机会。在一线客服工作了一年多后，袁丽又被调岗到新部门。在此期间，袁丽所在团队的二级主管因某些原因被换，新来的领导把她安排去了其他岗位。袁丽称，自己的职业规划与这个新岗位相差很远，自己在该公司也没有员工期权，于是袁丽拒绝了对其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的安排，但公司的答复是如果不同意调岗就需要离职。袁丽表示，自己当时并没有要离职的想法，于是她最终选择妥协调岗。因为刚好赶上疫情居家办公，袁丽称自己到新的岗位后并没有接触到核心内容。且干了一个多月后，袁丽觉得这个岗位的确不适合自己，于是她在居家办公期间提出离职。袁丽称，在自己提出离职后，领导非常不悦。领导告诉她原本她是要被离职的，是自己从几十个人选中了她，并给了她现在这个不错的岗位，结果袁丽还提了离职，公司要求袁丽签署竞业协议。据了解，袁丽与该公司签署的竞业协议规定的竞业限制期为 2022 年 5 月 28 日至 2023 年 2 月 27 日。按照协议规定，袁丽不得在竞业限制期内与同甲方或任何甲方关联企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或其他组织建立用工关系。这些限制就业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腾讯、美团点评、京东、唯品会、网易严选、字节跳动、得物、小红书、亚马逊等。2023 年 1 月，竞业限制期即将结束之际，袁丽开始准备找新的工作。简历投递后，袁丽很快收到了一家公司向其发来的面试邀约，于是袁丽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这家新公司面试。面试期间，袁丽在新公司的楼下闲逛、吃早餐、喝咖啡。袁丽表示，自己的行踪被人跟踪并拍摄了下来，但她自己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袁丽发来的一份在职证明显示，其在 2023 年 4 月入职新公司；另外一份社保缴纳情况表也显示，自 2023 年 4 月以后，袁丽才开始在其他公司缴纳社保。在此之前，袁丽最近一次缴纳社保的单位为上海 XX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缴纳时间为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在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袁丽并未在其他公司缴纳社保。2023 年 2 月 16 日，该电商公司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先后向多个地址寄送开庭通知等材料，送达结果均为退回。据袁丽发来的仲裁申请书，作为被申请人的她被填写了两个地址，其中一个是广州市天河区，另外一个是上海的居住地址。针对未收到相关材料一事，袁丽仔细回忆称，她本人居住在上海，广州市的那个快件她肯定接收不到。至于邮寄到上海居住地址的材料，袁丽称她在 2023 年 3 月确实收到过一个快递的未接电话，可能是因为快件上没有具体的门牌号，再加上她们小区的快递统一放在一个地方，她以为是网购就没再回拨电话，且袁丽称她从未收到过任何短信通知。袁丽认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另外一个疏忽，可能是过于相信离职时公司 HR 所说的 " 关于竞业，有事情我们会联系 " 的承诺。袁丽进一步补充称，从她被申请仲裁、到被长宁仲裁委两次公告送达，其都没有接到该公司 HR 和法务的任何通知。同年 5 月，因袁丽未到庭，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缺席裁决，袁丽需支付该电商公司违反竞业限制约定违约金 146.75 万元，并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 10.36 万元。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被申请人在职期间担任某职位 5 年左右，并作为公司员工与申请人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事实清楚。被申请人离职后申请人按约定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金，竞业限制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竞业限制协议生效期间，申请人可以依据协议对被申请人进行必要管理，发现被申请人存在违约行为的线索时，可以要求被申请人配合进行充分说明以证明竞业限制协议得到实际履行。裁决书还提到，申请人调查到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5 日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期间连续工作日，通过手机扫码在贴有‘ XX 考勤点’标识处打卡，并进入某公司位于杨浦区的办公场所 ( 部分信息做隐私处理 ) 。对于这一情况，袁丽解释称，前述所提到的 "XX 考勤点 " 实际上是疫情期间扫健康码的区域，" 这家公司没有扫码打卡这么一说 "，自己当时只是在楼下等待面试。2023 年 8 月，袁丽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对方告诉她本人需要缴纳约 150 万元的赔偿款。接到电话后的袁丽懵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诈骗电话，但当法官准确地说出其个人信息、财产明细时，她才隐约觉得这可能是真的。于是，袁丽在第二天赶忙来到长宁仲裁院调取案宗，才了解到整个事情的完整经过。2023 年 10 月，袁丽发起执行异议的流程，并递交了自己没有违反竞业协议的相关材料，但提交执行异议并不影响执行的继续进行。袁丽在执行异议中提到，其查阅仲裁案件卷材料后发现，该电商公司明知异议人无法出庭，不可能进行抗辩的情况下，向仲裁委隐瞒了对其不利的且足以影响本案公正裁决的关键证据。据此异议人向长宁法院执行局申请不予执行该裁决。后续，袁丽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成为了一名 " 老赖 "。自 2024 年 2 月起，袁丽的工资开始被执行，其每月工资仅保留 2000 元，其余的全部用作偿还该公司的违反竞业协议赔偿款。一时间，袁丽不知道该怎么和家人交代，就连孩子问她 " 妈妈可以给我买奥特曼吗 " 的问题时，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2024 年 3 月，袁丽在等待数月后，终于等来了执行异议的裁决结果，但得到的回应是：异议人申请不予执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最终驳回了异议人的异议请求。在袁丽看来，不管是否违反竞业协议，缺席判决确实是不太合适的，" 最起码要告诉我，我被仲裁了，我需要去当庭质证，证据确凿、充足的情况下，我抵赖也抵赖不掉。且在有公司 hr 微信的情况下，缺席判决也让我失去了很多说话的机会 "。困在竞业限制协议中的 " 打工人 "事实上，像袁丽这样被前东家以违反竞业协议为由索赔的员工，已达到相当数量。小安曾是某社区电商平台的一员，其签署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2025 年 7 月 12 日。不过，小安并未待到合同届满，便于 2023 年 3 月 8 日辞职，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在离职前，小安月基本工资为 8160 元，在职期间总收入为 86745.29 元。据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2022 年 7 月 13 日，双方签订《保密、不竞争和知识产权归属协议》，其中对竞业限制的范围、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23 年 3 月 8 日，双方签署《竞业限制通知书》，其中约定小安的竞业限制期为：2023 年 3 月 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8 日。不论小安以何种原因从该社区电商平台离职，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小安不得与同该社区电商平台或任何关联企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或其他组织建立用工关系 ( 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劳务派遣关系等 ) 。而与该社区电商平台或任何关联企业的业务相类似或已经构成竞争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列品牌名义从事经营的组织或经济实体：…… 阿里巴巴集团及其持股比例超过 20% 的公司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该社区电商平台按月向小安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支付标准为：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前小安最后十二个月税前月基本工资的总额 /12 个月 *30%。小安承诺，在竞业限制期内，每月 10 日之前，应主动通过竞业报备链接完整填写报备信息，并严格按照要求主动发送、回复竞业报备邮件 ……小安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向该社区电商平台退还已经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并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为：小安离职前 12 个月年度税前总收入的 2 倍，如小安在职期间不满 12 个月的，按照 ( 小安在职期间所有税前收入的总额 / 乙方在职月份 ) *24 的标准计算。后续，该社区电商平台按 8160 元 / 月的 30% 标准，支付小安 2023 年 3 月 9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间竞业限制补偿金 14056.26 元。该社区电商平台认为，小安在公司负责招商、市场调研、分析销售等工作，掌握公司的商家信息、招商方案、市场核心数据等机密数据，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范畴。小安离职后为阿里巴巴提供劳动，且未向该社区电商平台一方报备，而阿里巴巴系申请人的竞争企业。小安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竞业限制约定。对此，小安表示其于 2023 年 3 月底入职阿里巴巴，其工作部门为国际数字商品集团 - 全球速卖通部，并主要负责玩具类商品的运营工作，所在部门、行业品类模式、针对的消费者人群均与在该社区电商平台不同，故其并未违反竞业限制约定。该社区电商平台单方面扩大了竞业限制的范围，妨碍了被其正常择业权，故不同意该对社区电商平台方本案所有请求。但小安的辩护意见，未获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小安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该社区电商平台违反竞业限制约定违约金约 26 万元；小安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停止竞业限制行为，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小安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申请人该社区电商平台竞业限制补偿金 14056.26 元。" 真的挺委屈的，入职该社区电商平台后，几乎每天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甚至凌晨一两点才下班，等到回家睡觉已是三四点钟。因为身体吃不消，只能离职。然而提离职时，公司要求签署竞业协议，否则就无法为其提供离职证明。"小安称，自己的岗位是最底层的一线采销专员，不是什么高层，更不是什么技术，没有接触任何商业秘密，" 互联网都是日新月异的，如果说我知道一包螺蛳粉、一包盐的价格也是商业秘密的话，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竞业限制远不止发生在电商平台。据媒体报道，某汽车员工签订的《竞业限制启动告知书》，限制范围扩充到了机器人、芯片等多个行业，名单列了近两百家企业，" 几乎是全行业封杀 "。崔灿律师代理的一起纠纷中，公司竞业名单长达 5 页 A4 纸，共列了 436 家。与此同时，目前被竞业限制困扰的 " 打工人 " 已不在少数。北京一中院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至 2025 年 6 月期间，该院审结涉竞业限制劳动争议案件 432 件，较 2014 至 2019 年期间增长了 104.73％。而崔灿发起的对抗竞业限制联盟也已聚集了 3000 多名职场人，联盟成员涉及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图注：崔灿代理的部分竞业纠纷案件竞业协议，异化为企业创收工具？截至发稿，在天眼查搜索 " 竞业限制纠纷 " 关键词，可以获取到近 5000 条风险信息。由于白纸黑字签了竞业协议，在实际过程中，普通人败诉率较高。据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周灿律师分析，在多数涉及竞业限制劳动纠纷的案件中，通常会根据协议推定员工属于竞业限制协议的适格主体。至于 " 打工人 " 主张的 " 非真实意思表示 "，实践中往往因为举证困难，很难得到法院支持。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企业限制竞业的人员多是高管、核心人才，如今竞业已泛化至普通员工。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喻术红和硕士研究生贾唯宇曾通过梳理相关判决发表研究文章指出，竞业限制义务主体中仅有 13％为高级管理人员，8％为高级技术人员，70％为负有保密义务的其他人员。而这 70％中又有 77％是基层岗位职工，其中不乏前台、保安、保洁等人员。据崔灿观察，竞业协议成为公司低成本控制离职率的工具，可对内部形成威慑，甚至还能创收。在他接触的案件中，大多数当事人都只有二三十岁，基本不掌握商业秘密，却是支付赔偿最严重的群体。更需要警惕的是，竞业限制正从互联网向超市、药企、主播等行业蔓延，" 很多之前没有竞业限制的上市公司也开始启动了 "。不少互联网从业者认为，互联网公司之间签署的竞业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才的流动。如果严格按照竞业协议上签署的内容来看，基本上等同于告别了这个行业。当就业履历出现空窗期后，又很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职业规划。2025 年 8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和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对于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问题，《解释二》规定，在劳动者未知悉、接触用人单位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的情况下，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竞业限制条款也不生效，对劳动者没有拘束力。在劳动者属于竞业限制人员范围的情况下，竞业限制条款约定的竞业限制范围、地域、期限等内容应与劳动者知悉、接触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相适应，超过合理比例部分无效。据崔灿律师观察，《解释（二）》落地后，风向开始有了变化。江浙一些仲裁员会主动问公司：你证明一下，他为什么会被竞业？他到底接触了哪份商业秘密？和新公司业务有什么替代关系？为什么一个普通岗要竞业 12 个月？不过，大多数被竞业的员工，依旧会败诉。（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小安、袁丽均为化名。）

作者 | 张婉莹发自北京编辑 | 阿树吸烟有害健康，少喝酒、少吃糖，也早已不是新知识。可难的是，知道风险并不等于能改变消费行为。对很多慢性病来说，损害往往多年后才显现，随之而来的医疗支出、家庭照护负担和劳动损失，也很难只由个人承担。如何把干预往前移，成了健康税讨论的起点。如今，关于健康的讨论正在从 " 告诉人们什么不能做 "，走向另一个问题：政策能不能在疾病发生以前介入？十多年前，中国已经做过一次类似的尝试。2015 年，卷烟消费税上调。此后两年，卷烟零售均价上涨 11%，销量下降 7.8%，卷烟相关税收上涨 14%。相关研究估算，人群吸烟率下降 0.2 至 0.6 个百分点，吸烟人数减少约 220 万至 650 万。图源：图虫创意但这种影响没有一直持续。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卷烟的可负担性又开始上升，低价卷烟尤其明显。也就是说，一次提税能够改变一段时间内的价格和消费，但很难永久改变消费习惯。这也是今天重新讨论 " 健康税 " 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9 月 23 日，在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税与财政政策合作中心、北京洪堡论坛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来自公共卫生、财政、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再次讨论这一问题。南风窗记者受邀参与了该活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经济学家 Mark Goodchild 介绍，目前全球已有 178 个国家实施烟草消费税，167 个国家征收酒精饮料税，至少 116 个国家出台含糖饮料相关税收。当健康税已经在越来越多国家成为现实，讨论也开始往前走：除了影响消费，它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当慢性病成为主要疾病负担，人口老龄化继续推进，健康是否也应该被看作一项需要提前投入的长期资本？从知道风险，到改变选择目前全球约 75% 的死亡来自非传染性疾病，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其中的主要疾病。烟草、酒精和不健康饮食，则是重要的风险因素。2021 年，有 1800 万人在 70 岁以前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在可预防的过早死亡中，82% 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慢性病和传染病有一个明显区别。很多传染病发生以后，需要尽快发现和控制；慢性病的风险则常常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逐渐累积。吸烟、饮酒和高糖饮食带来的身体危害，很难在一次消费后立即出现。因此，对慢性病的治理越来越需要把政策前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冠生把这一问题放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他提到，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持续增加，与超重肥胖和 2 型糖尿病等风险相关。而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是饮食行为发展和形成的关键阶段，饮食行为（包括食物喜好、口味等）一旦形成，往往持续一生，对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和幸福带来影响。儿童和青少年高糖饮食习惯会持续一生 /Pexels Tim Samuel马冠生团队利用中国人群数据进行模型测算发现，不同干预措施对儿童肥胖防控产生的健康效益存在明显差异。例如，" 对含糖饮料征收 20% 的税 + 限制向儿童营销不健康食品 " 的组合，可避免约 1.056 亿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的终生损失，产生约 7.8 万亿元的经济收益；每投入 1 元人民币，预计可获得 12059 元的终生经济回报。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张珊珊谈到的则是另一种更常见、也更容易被忽视的疾病——龋齿。含糖饮料带来的健康影响并不只表现为肥胖和糖尿病。她介绍，根据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基于 2023 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进行测算，中国每年有 1000 多万例新增龋齿可能与过量含糖饮料消费有关，其中 20 至 24 岁人群的疾病负担较为集中。龋齿 / 图源：图虫创意有意思的是，人们并非不知道糖会伤牙。相关调查显示，80% 的儿童知道吃糖会导致龋齿，问题在于，知道和真正改变消费行为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健康教育可以告诉人们风险，却很难保证每个人都据此改变选择。于是，价格成为另一种干预方式。今天改变一种消费习惯，真正的收益可能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到。这也是预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健康也要算长期账如果健康税只关系到商品价格，它不会同时吸引公共卫生、财政和全球卫生领域的研究者。北京大学全球卫生研究院院长任明辉更关心的是，健康税所处的全球卫生环境正在变化：慢性病已经成为越来越主要的疾病负担，与此同时，国际卫生援助开始收缩，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公共卫生的钱从哪里来。过去一些依赖外部资金支持的项目，未来需要更多靠本国资源维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健康税除了影响消费，也被放进了国内卫生筹资的框架。任明辉进一步把问题落到了人力资本上。对一个处在劳动年龄的人来说，慢性病带来的损失并不只是一笔医疗费。工作时间减少、收入下降，严重时甚至会提前退出劳动市场，可能影响整个家庭收入。放到一个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里，这些个人损失最终必将反映到劳动力供给和社会生产率上。老龄化社区 / 新华社记者赵子硕摄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就不只是卫生部门的支出项目。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资本。这里所说的 " 健康资本 "，并不是简单把健康换算成金钱，而是强调健康具有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今天对疾病预防的投入，可能意味着未来更少的医疗费用、更长的健康劳动年限，以及更稳定的家庭收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把健康税称为一种 " 预防性健康投资 "。过去谈健康投资，人们更容易想到医院、医保和公共卫生支出。健康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一部分干预放到了疾病发生以前，希望通过价格减少高风险消费，从而降低未来的疾病负担。在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持续增长的背景下，这种政策的收益不能只看当年增加了多少收入，还要看未来是否减少了疾病风险和家庭负担。这也把健康税的评价标准往前推了一步。如果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税收，政策效果首先可以观察财政收入。但如果它同时是一项健康投资，就必须继续计算疾病负担、医疗支出、劳动能力以及不同人群最终获得的收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郑榕提出的 " 健康财政 "，也建立在类似逻辑之上。郑榕提出，健康投入既有消费属性，也有投资属性。健康税不能停留在税率设计和财政收入的层面，而要把公共健康目标纳入预算和政策评估中。价格有没有真正传导到消费者，消费是否变化，疾病负担有没有下降，以及不同收入群体承担了怎样的成本，都应该进入评价体系。这比单纯讨论 " 征多少税 " 复杂得多。税收落地之后税一旦落地，问题就从 " 该不该征 " 变成了 " 谁来承担 "。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价格变化往往更直接。烟草、酒精等产品一旦变贵，他们可能最先感受到支出压力。于是，健康税是否会带来新的不公平，成为政策讨论中最现实的质疑之一。任明辉认为，判断一项健康税是否公平，不能只看消费者在购买时多付了多少钱。税收增加以后，资金怎么使用，同样重要。如果新增公共收入能够用于戒烟服务、基层卫生、营养支持或者面向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那么最终需要比较的是整个政策周期中的成本与收益。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老人讲解食堂菜品情况 / 新华社记者孙凡越摄换句话说，健康税本身不会自动带来公平。谁承担了更高的价格，谁获得了更多的健康服务，都需要一起计算。产业端也有类似问题。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继东从经济学角度解释，高风险消费产生的成本，并不完全由消费者本人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进入医保，劳动能力下降还可能带来生产率损失，这些成本最终会由家庭和社会共同分担。但税收也会改变市场。以含糖饮料为例，消费者可能从高糖产品转向低糖、无糖产品，企业也可能调整配方和产品结构。黄继东认为，政策影响不能只看某一类商品销量下降了多少，还要看消费去了哪里，企业又做了什么调整。这也是健康税难以由一个部门单独完成的原因。税务部门关心怎么征，财政部门要看收入和预算，卫生部门需要评估疾病负担和健康效果，市场监管还涉及产品标准和企业行为。到了产业端，还要面对就业和企业调整。真正困难的地方，也往往出现在税收实施以后。中国 2015 年的烟草税调整曾经带来明显变化，但随着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原来的价格约束逐渐减弱，低价卷烟的可负担性反而有所提高。一次调整可以改变一段时间里的价格和销量，却很难保证效果一直持续。因此，任明辉强调，健康税应该理解为一种长期制度安排，而不是一次政策动作。税率调整之后，还要继续看零售价格怎么变、销量有没有下降、消费是否发生转移，再根据结果决定要不要后续调整。到了这一步，健康税考验的已经不只是税制设计。一项政策实施几年以后，低收入人群承担了多少成本，企业有没有调整产品，疾病负担是否真的下降，新增收入又流向了哪里，都需要有人持续追踪。这也是从 " 健康税 " 走向 " 健康财政 "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征税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在很多年以后，能不能回答清楚：这笔钱改变了什么。-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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